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，在抗战时期曾经沦为文化汉奸。在1939年1月1日，北京八道湾11号发生过一起刺杀周作人的案子，轰动一时。

那是1月1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，周作人在八道湾苦雨斋二进院西屋的客厅里，正在和前来贺年的“四大弟子”之一、家住南锣鼓巷板厂胡同13号（老门牌）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聊天。这时，工役徐田进来，递上一封信，说有两个学生来拜见二先生（即周作人）。周作人接过一看，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的衔头。表面上性情恬淡的周作人，向来对来客都不拒绝。于是，他马上请徐田让两位学生进来。随后一个穿青色大衣、戴黑毛皮帽、足穿黑皮鞋的学生和一个穿古铜色大衣、戴灰色毡帽的学生走进了客厅。只见一位学生对另一位学生说：“这就是周先生”。然后这另一位学生迅速从衣袋中掏出手枪，一枪击中周作人的左腹部。巧的是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，虽然周作人应声跌倒，却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。沈启无闻听枪声，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，下意识地说：“我是客人”。学生以为他要反抗，又是一枪，射中胸部，沈启无应声仆地。两人得手后忙向外跑去。此时，周作人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，沈启无也跟了进来。躲在门外的工役徐田，拦腰抱住一人，双方扭打起来。因为是阳历新年，门房里有几个人力车车夫在这取暖闲谈。大家听见枪响，又看到徐田和学生打了起来，便进来协助，四个人扭成了一团。没想到学生有后援，开枪相助，车夫方秉贵胸部中一枪负伤，车夫张启明腹部连中两枪当场毙命。于是，三名刺客从容向西，从八道湾胡同西口撤退。受伤的周作人、沈启无和方秉贵，被周家人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救治。周作人、方秉贵伤势较轻，沈启无因子弹穿过肺部留在后背，伤势较重。

刺杀事件发生后，工役徐田11点左右到北平内四区17段报案。伪警察接到报案后，一面赶赴现场，一面电传各区警察，对城门、火车站、汽车站及西北城区加强检查，缉捕凶手。当天下午，日本宪兵就把周作人叫到宪兵队（现如今沙滩北大红楼）的一间地下室，足足询问了两个钟头的话。从第二天起，伪警区署就派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，既是保护，又是监视。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。出门时，侦缉队员也不离其左右。

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杀周作人案件，但最后日本人始终没有侦破。

1937年7月北平沦陷后，周作人没有南下，而是留在了北平。1938年冬传出他即将出任“华北政务委员会”伪职的消息，作为当时文化界的名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，也因此才引发了刺杀事件。对于刺杀事件的主谋一直存有五种说法，其中有一种说法是“抗日杀奸团”的爱国学生执行的刺杀任务。

据当时参与刺杀行动的方圻、范旭同志的文章回忆。刺杀周作人的行动是由“抗团”燕京小组的负责人宋显勇主持，而且刺杀行动实际有两次。1938年12月下旬，天津“抗团”派李如鹏（原南开中学学生）来到北平，先将两只手枪藏在西直门内郑统万、郑昆仑（女）家。

第一次行动，李如鹏、方圻、宋显勇先把枪转移出来，在西单一家叫亚北的食品店聚齐后，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。方圻坐在前排司机旁边，李如鹏、宋显贵坐在后排座上，还带了一小箱子弹。车刚过西四牌楼，就遇到了日伪军警检查。退回去是来不及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。车停下来后，一个伪警察过来检查，大概看出了问题。李如鹏、宋显勇手放在大衣口袋里，握着手枪。伪警察可能怕吃亏，就把车放行了。车一到报子胡同（今西四北三条），他们怕警察追上来，就赶忙下车，钻进了胡同。一直到天黑，李如鹏走了，方圻、宋显勇把枪藏在一个与“抗团”有关系的人家，另找了一个地方过夜。

第二次行动，宋显勇、范旭先查清了周作人住宅地形和门户情况，其他成员负责运送武器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宋显勇前往天津，向“抗团”汇报。没想到，天津“抗团”骨干李如鹏和赵尔仁在同一天来到了北平。为了不延误时间，临时决定由燕京大学经济系学生、“抗团”燕京小组成员范旭带路，立即行动。1939年1月1日，范旭领着李如鹏、赵尔仁，从西直门内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孙子、“抗团”成员郑统万家里，领出两只手枪，前往八道湾周作人家。范旭、李如鹏进入周家客厅，而赵尔仁则在大门口巡风。刺杀周作人得手后，范旭跑了出来，见李如鹏没有跟上，急忙返了回去。看到李如鹏被周家的几个佣人按倒在地，就高声喊道：“九哥快来！”“九哥”是赵尔仁的代号，他在天津“抗团”排行第九。赵尔仁立即赶来，对着周家的佣人开了几枪，使李如鹏脱了身。三个人一同撤出，结果范旭的大毛围巾掉在了院子里。三个人出了八道湾胡同，向西又回到了西直门内，把手枪先送回郑统万家保管。然后李如鹏、赵尔仁返回天津，范旭傍晚则回到了燕京大学。

抗战胜利后，周作人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处10年有期徒刊，并剥夺公民权10年。解放后，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居住，专心写作和翻译，靠着稿费维持生计。直到1967年5月16日在这里病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