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苦禅当过农民，上过大学，当过车夫，更是早就出名了的教授，国画大家。世人或知其一，或知其二，却少有人知道李苦禅也入过大狱。

1939年5月14日黎明前的黑暗中，北平西城柳树井胡同二号小院忽然闹翻了天！一帮日本宪兵和汉奸冲进院里，堵住了李苦禅居住的小南屋。素习武功的李苦禅立即警觉而起，推醒了临时住在里屋的弟子魏隐儒。屋门踢开了，窜进了一个鬼子，举起藤条劈面就打——这是当年鬼子逮人的“见面礼”。藤条未落，鬼子胸前先猛着了李苦禅重重一掌，一下子打到院里。跟着又斜冲进一个鬼子，苦禅又是一掌，把鬼子猛贴在屋墙上，一屁股瘫了下来。又上来一个鬼子用手枪顶住了李苦禅，小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兵。反抗，看来是寡不敌众了。李苦禅与魏隐儒被敌寇用一个手铐铐在一起，押上了大卡车，逮进了北大红楼地下室改成的日本宪兵队监狱。

日寇1937年制造了“七·七卢沟桥事变”，古都北平立遭沦陷。日寇急于成立一个“伪政府”，请社会知名人士出山组班，连应召首出的周作人也出面请李苦禅出来“做事”。

“苦禅摇头不去，不干！饿死也不出去，宁可站着死，也不跪着生！日本帝国主义欢迎名流人士出面，以华治华，非常恶毒的！苦禅就不上这个当，不干！”1997年87岁的抗战老人袁祥峰激动地回忆了这段历史。据袁老回忆苦禅的爱国行动终于遭到了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，把他逮捕入狱了。据他了解：“苦禅受过酷刑呀！压杠子啊！灌凉水呀！苦禅一个字也不提呀！到他家也没搜出东西来呀！所以他一口否认‘谁也不认识’。日本鬼子压杠子也没辙，就把他放出来了。”

1998年黄齐南同样回忆到这段情节：“李老师不幸和他的学生魏隐儒俩人被日寇抓去，被日本宪兵审问、毒打，但他始终不屈服。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知道李老师是北京著名画家，社会地位很高，所以既然没有审问出他的地下工作活动，就不得不把李老师放出来。”

著名书画家孙菊生回忆到：“听魏隐儒先生谈到，魏先生到苦老那儿去……天明时日本宪兵把他们都逮去了，挨了很多打，可是苦老唯一的表现就是骂！从来苦禅没有求饶，从来没有过！”

魏行生则流泪回忆到：“在牢狱中，师生备受酷刑，棍打、鞭抽、灌水、压杠、火烤等刑讯逼供，罪名是‘勾结八路军’。先生是个硬汉子，面对敌人破口大骂，坚贞不屈，未逼出任何口供，硬是判成死判。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，最后刑讯压杠子时铁链折断了。他们迷信有神助，从此不再用刑，改用‘交朋友’方式，想放长线钓大鱼……无条件释放。”

与李苦禅住同院的凌靖先生回忆道：“苦禅回来了，我们一看他混身都肿了，身上这儿紫一块那儿青一块，那儿流着血……那时候他什么样的罪都受过了，往指甲心里面插竹签儿，那是很疼的！”他的兄长凌子风先生是在李苦禅的影响和鼓励下参加了革命，奔赴了延安，后来成了北影厂大导演。他也谈到了当年此事：“苦禅就坚持不给日本人干事情，不给日本人画画，一直到日本投降，生活很苦。但他是个硬汉子，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是了不起的艺术家。我要学习苦禅的做人、为人，我觉得在我身上，苦禅对我的影响是很多的。”

苦禅老人曾对我说过，“人一旦知道自己非死不可了，也就什么都不怕啦!逮到日本鬼子的大牢反正得死，我就得琢磨个死法儿：一要死得有气节，想岳武穆(岳飞)将军的‘精忠报国’，想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天天高诵‘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，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；于人曰浩然，沛于塞苍冥……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!’二要在死之前骂他个痛快淋漓，好好儿地赚个痛快!我在上村那里当着一帮鬼子汉奸的面骂上村：‘你们到你们文化父母的中国来杀人放火，你们是数典忘祖，没有中国你们连字儿都不会认，不会写。你这个小子的名上村喜赖四个字都是偷了中国字儿写的，要没中国字，你们祖宗八辈儿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东西，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哪儿出来的，还妄称什么王道乐土、共存共荣，别放你们倭寇的狗屁啦!’上村到底是‘中国通’，挨我骂，他倒没了话说，还真有点脸红!可有一个叫‘小狲儿’的汉奸狗腿子倒上脸了，过来就要抽我，被上村伸手拦住。我可不依不饶，骂了他东洋主子再骂这狗奴才：‘你小子还敢动手?真想动手就把我放了，出去找个场子比试比试，我要是三拳不把你打成狗屎一堆我就不姓李!告诉你，回去查查你祖宗牌位，到这一辈儿上怎么出了你这个王八蛋?你八成是冒名顶替的东洋鬼子狗东西!’气得这家伙的脸跟猪腰子似的!我可骂得太痛快了!太痛快了!”一个堂堂的中国人，山东大汉的铮铮铁骨，令一切不齿于人类的恶魔丑类无地自容!

自古有言，“画如其人”。站在他的作品前，看着他画的巨石、劲竹、苍松和雄鹰时，仿佛它们的精神气质都是李苦禅那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的化身!是中华民族阳刚精神的化身!